战国孟子的《孟子·告子上》中有这样的内容：
“孟子曰：‘有天爵者，有人爵者。仁义忠信，乐善不倦，此天爵也；公卿大夫，此人爵也。古之人修其天爵，而人爵从之。今之人修其天爵，以要人爵；既得人爵，而弃其天爵，则惑之甚者也，终亦必亡而已矣。’”
战国时期，孟子提出了“天爵”“人爵”两个概念。“天爵”，指上天赐予的较好品质；“人爵”，指社会爵位。孟子认为仁、义、忠、信，不知疲倦地乐行善事，这些美好的品德是天赐的爵位，而公、卿、大夫，是人授的爵位。
孟子以“古人”“今人”对比：古人修习德行，做到仁义忠信，社会爵位就随之而来；今人修习德行，只是为了追逐社会爵位，一旦得到便抛弃德行。孟子认为，这种做法真是糊涂得很，结果一定是失去社会爵位。
孟子的天爵论对中国古代士大夫的人格修养和精神追求影响很大。柳宗元在《天爵论》中进一步发挥道：“仁义忠信，先儒名以为天爵，未之尽也。夫天之贵斯人也，则付刚健、纯粹于其躬，倬为至灵，大者圣神，其次贤能，所谓贵也。”他认为孟子以仁义忠信为天爵，有未尽之处，主张补之以天道“刚健”“纯粹”，从而丰富了孟子天爵思想的内涵和意义。